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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金融市場,最近流行“跑路”這個詞。不隻溫州商人為應付民間借貸危機而“跑路”,在浙江其他地區、廣東、內蒙古、江蘇、河南、福建等地都有“跑路”現象。
讓民間借貸有法可依


在中國的金融市場,最近流行“跑路”這個詞。不隻溫州商人為應付民間借貸危機而“跑路”,在浙江其他地區、廣東、內蒙古、江蘇、河南、福建等地都有“跑路”現象。

民間借貸為何火爆?

伴隨新聞媒體對“跑路”現象的報道,民間借貸的“冰山一角”與中小企業的困境一起浮出水面。

溫傢寶總理帶著主要財經官員前往浙江考察和調研後,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專門研究制定支持小型和微型企業發展的金融、財稅政策。另有媒體披露,國務院擬成立一個專門的政府機構—中小企業管理局,扶助受困的中小企業。溫州正在爭取成為國傢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

民間借貸的火爆表現為“全民皆貸”、高利貸、“跑路”、政府幹預等現象。說“全民皆貸”是誇大其詞的人,並沒有看到“全民皆貸”的名符其實。在民間借貸市場,溫州是南方的代表,鄂爾多斯則是北中國的典型。

中央銀行溫州支行2011年7月公佈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溫州民間借貸極其活躍,89%的傢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其中,規模高達1,100億元。裡昂證券調研報告稱,溫州民間未償貸款總量可能高達8,000億到10,000億元。

鄂爾多斯民間借貸的普及程度,與溫州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傢傢戶戶多多少少都參與民間借貸。據媒體記者瞭解,目前鄂爾多斯高利貸的數額在2,000-3,000億元。截止2011年7月,鄂爾多斯市銀行的本外幣存款餘額為1930.46億元,民間借貸額遠超當地銀行存款量。

民間借貸無時不有,無處不在。在房價高昂的今天,工薪階層要買一套房,首付都得向親朋好友借款,這屬於民間借貸。企業之間拖欠的貨款,超過一定時期,就變成瞭民間借貸。據中金公司調研,估計中國民間借貸餘額在2011年中期同比增長38%至3.8萬億元,相當於銀行總貸款的7%。巴克萊資本新興亞洲市場首席經濟學傢黃益平估計,民間借貸總額為人民幣4萬億元(合6,270億美元),相當於銀行業信貸總額的8%左右。

目前,在民間借貸普及化的同時,高利貸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在溫州和鄂爾多斯,月息3分即年利率36%是中間數。見諸報端的溫州最高利息是180%,鄂爾多斯的最高利息達月息一毛七即年利率204%。

中國的民間借貸為什麼會出現“全民皆貸”、高利貸、“跑路”等現象?這些現象僅僅是表面現象,中國民間借貸火爆的本質是什麼?

民間借貸得病,政府給中小企業、小微企業吃藥,說明政府明白民間借貸火爆的問題和本質所在。

在民間借貸火爆的同時,存款在加速流出銀行體系。2011年9月下旬,部分銀行的存款餘額負增長幅度破紀錄地達到瞭3%。一傢存款餘額為10萬億的銀行,存款流失可達3,000億。在9月上半月,工農中建四大行被披露的存款負增長規模已經有4,300億左右。這既說明國民對負利率不滿,又說明國民對銀行壟斷借貸市場用腳投票。

當代政治經濟學傢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在其著作《退出、聲音和忠誠:回應公司、組織和國傢的衰落》中的理論,能對民間借貸火爆和國有銀行存款大量流失作出合理的解釋。

根據赫希曼的研究,組織衰落的主要原因在於失去組織成員的“忠誠”。如果組織成員“退出”組織,那麼組織必然衰落。保持組織成員的忠誠,有兩種途徑:一是組織為其成員提供滿意的服務,二是容許組織成員發出“聲音”,批評組織的不足,從而令組織改進服務。如果組織不能為其成員提供滿意的服務,或者在組織成員不滿的情況下不容許發出“聲音”,或者在組織成員發出“聲音”後服務依然得不到改善,那麼組織成員就會選擇“退出”。

據全國工商聯調查,規模以下的小企業90%沒有與金融機構發生任何借貸關系,微小企業95%沒有與金融機構發生任何借貸關系。中小企業融資隻能依靠民間借貸市場,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機會。

既然國有銀行出於成本原因隻願為大企業服務,不願為中小企業改善服務,部分資金退出銀行進入民間借貸市場就是必然結果。

民間借貸幾千年的歷史,證明瞭民間借貸存在的合理性。目前,民間借貸市場的合法性不足,處於半地下、半公開的狀態。一旦民間借貸市場出瞭問題,有的地方政府會指使司法機關,將民間借貸當成“非法集資”的替罪羊。

因此,民間借貸的陽光化和規范化應當被提上議事日程。那麼,民間借貸實現陽光化和規范化的內容究竟應該有哪些?

首先,要將民間借貸與金融機構借貸分開,民間借貸與金融機構借貸井水不犯河水。民間借貸行為應被界定在自然人之間、自然人與非金融機構經濟組織之間、非金融機構經濟組織之間借出資金、收回本金和利息的市場行為。

第二,民間借貸與金融機構借貸應當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平等競爭權,任何機關、金融機構、非金融機構經濟組織、自然人不得非法幹涉民間借貸。

第三,民間借貸要防止“拆東墻,補西墻”、“空手套白狼”的“龐氏騙局”。民間借貸不得與不特定的、廣泛的自然人和非金融機構經濟組織發生借貸法律關系。一旦民間借貸需要與不特定的、廣泛的自然人和非金融機構經濟組織發生借貸法律關系,應當向金融監管機關申請批準,取得經營金融業務許可證,成為村鎮銀行、社區銀行等金融機構,接受金融監管後方才允許。

第四,法律要禁止民間借貸以發展人頭的方式進行資金傳銷或炒資金。

第五,民間借貸應按成本最低、財富最大化的雙贏原則形成借貸合意,公平行使借貸權利,誠信履行借貸義務。

第六,民間借貸內容應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或鄉鎮政府進行登記,或將借貸合同(或借據)、擔保合同、銀行付款憑證、收據復印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或鄉鎮政府進行備案,便於政府及時瞭解民間借貸動態,並統計民間借貸有關數據。

開放民間借貸

概觀中國經濟,其經濟結構是“雙重的二元結構”:一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二是國有與民營二元經濟結構。

國有企業之於大企業和壟斷企業,民營企業之於中小企業和競爭企業,即使不能等於,也是一一對應。可以說,國有企業基本等同於大企業和壟斷企業,民營企業基本等同於中小企業和競爭企業。

國有企業占據著賺錢的壟斷行業,民營企業隻能從事利潤很薄的競爭行業。人是理性的,資金是逐利的,資金既然進入不瞭壟斷行業,就會從競爭行業出來,進入暴利的房地產行業和礦產行業,從而吹大瞭資產泡沫。資產泡沫導致風險集聚,驅使資金又進入民間借貸市場,導致民間借貸市場的火爆局面。

當務之急是開放壟斷行業,允許民間資金進入壟斷行業,引導民間投資進入直接創造財富的實體經濟。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在公平競爭中,能夠提高經濟效率,讓消費者得到實惠,提升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民營企業或中小企業是中國經濟的中流砥柱。官方數據顯示,中小企業占全國企業總量的99%,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貢獻率達60%,對稅收的貢獻率達50%,創造瞭約80%的就業和約65%的新專利。

有鑒於此,中央政府先後出臺瞭新老“三十六條”政策,引導和鼓勵民間投資進入壟斷行業,但效果不夠明顯。

民營經濟興,則中國興。中國的和平崛起需要開放民間投資渠道,現在到瞭對民間投資和民間借貸進行立法的時候。

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從歷史實證研究的角度,證明瞭民間金融對實體經濟的重要性:“1934年民間金融越發達的省份,在1978至1998年間人均GDP增長得越快。70年前金融不發達的省份和地區,在改革開放以後經濟發展的速度仍然落後。”陳志武主張,監管部門應該做的是疏通,為民營金融和金融創新放松管制、提供寬松的金融發展環境,而不是堵。一旦民營金融從地下走向陽光、走向合法,民間金融的契約風險就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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