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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民間借款怎成“非法吸儲”

若“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名成立，馮光成將面臨最高可為10年的有期徒刑。

9月22日，浙江省紹興縣人民法院二樓1號審判庭內，落座半數。

2010年9月2日，光宇集團董事長、浙江玻璃創辦人馮光成即被紹興縣公安機關監視居住，此後在公眾視野裡銷聲匿跡。這次庭審為其首度公開露面。

旁聽者多為浙江玻璃(以下簡稱“浙玻”)員工與馮氏傢人。此前庭審消息一直處於封鎖狀態，更有消息指會“不公開審理”。

馮光成剛逢60歲生日。他身著深藍色西裝，身形高大，但儼然已有老態。同時被推上被告席的還有浙玻副總經理宋宇、許炳校、謝勇、李國軍等浙玻舊部。

單位與個人犯罪之爭

庭審伊始，控辯雙方即陷入單位犯罪與個人犯罪的爭論中。

公訴機關公訴稱，馮光成在2005年至2009年擔任浙玻及光宇集團董事長期間，以支付月息2%-12%的高息為誘，以周轉銀行貸款為由，向100多傢單位及個人等社會不特定人群大量非法吸收存款，變相吸收資金47.978億元，支付本息41多億元，至今仍有16億餘元本息尚未償還。

辯方律師首先指出，馮光成涉案過程中，始終以公司而非個人名義借貸。因此其雖存在借貸行為，但事實行為均由單位完成，故公訴單位隻訴個人而非單位頗顯蹊蹺。辯方律師同時指出，起訴書顯示，另有多名光宇高層涉案，但公訴方均未對其起訴，顯然有失公允。辯方律師追問：“究竟是單位犯罪還是個人犯罪?”

公訴人回應稱，光宇集團和浙江玻璃兩傢公司均構成犯罪，但控方有選擇起訴對象的權利。

對此，辯方律師稱：“公訴人認為有權選擇被告人，甚至是哪一個被告人的說法，非常不嚴謹。且既然單位犯罪都存疑，何來指控單位直接責任人?如果要審理非法吸收綜合存款一案，必須將兩傢單位都列入訴訟。如果單位不構成犯罪，整個前提已經不存在，那麼單位其中的工作人員何來犯罪之說?如果五人行為已經構成犯罪，公訴人也承認單位犯罪，那麼單位為什麼不成為被告人?”

起訴書顯示，浙玻的債權人包括興盛控股、銀羽傢紡、興盛針織、大盛貿易、興誠機械制造等公司及個人，馮光成個人借款達112717.4979萬元，本金餘額59242.9379萬元，但這一數據被馮光成當庭否認，他認為至少有6億元左右是“替人背債”。

2005年12月，浙玻始現資金問題，時任浙玻總經理的劉建國(微博)出面，向其多年好友元壟控股董事長章金根借款，當時約定為幫忙性質轉貸，並無利息。2007年下半年，因借資金龐大，劉建國再度出面，向元壟借款28000萬元，約定利息為3%至4%。2008年5月，元壟要求還貸，浙玻方表示資金周轉困難。元壟方引薦冠華貿易、莊成投資、蘭博纖維等為其下遊借款對象。公訴方認為，浙玻借貸實則已公開化。

爭議“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

2008年10月，浙江省政府專門就楊汛橋企業的重組問題，主持召開省級銀行業協調會;10月13日，紹興縣專題召開縣內銀行行長會議，縣內各傢銀行出臺“不隨意抽貸、不附加擔保抵押條件、不增加企業貸款負擔”為主要內容的同業協會公約。

在港上市的浙玻停牌之後，地方政府一度積極促進破產重組工作。新湖集團、中國建材都與之有過深度接觸，但曠日持久的談判最終未能達成一致意見。2010年，浙玻重組再度陷入僵局，地方政府態度發生改變。隨後馮光成即被警方監視居住。2011年初，紹興縣檢察院對其提起公訴，罪名為“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

吳英案伊始，對於民間借貸是否涉刑的爭議即甚囂塵上。《刑法》對脫離主流的金融供應體系而存在的集資行為，確立瞭兩個罪名，其中之一即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刑法》第176條所規定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是指違反國傢金融管理法規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的行為。與非法集資罪之間，兩者以是否存在主觀占有為目的劃分。

浙江越光律師事務所律師董堅在接受受訪時認為，單就非法吸儲這一罪名而言，刑事與民事法律關系交織。熟人社會體系下的現金往來，無完善財務規章制度容易造成糾紛，但理應屬於民事范圍。

“首先是對於‘公眾’的認定。何謂不特定人群?利息又該如何計算?”他道。

為什麼是現在

馮光成庭上自陳，宏觀調控政策下來之後，3個月內銀行驟然抽貸24億元左右。大失血的浙江玻璃如“遭遇心肌梗塞”，馮光成不得已一而再、再而三選擇通過民間高利貸殘喘求生。其所借貸款主要為維持公司生產正常運行，但是到後來，貸款隻夠周轉利息，無底洞再難填補。

“玻璃生產線有其特殊性。一條玻璃線的建成需3-4億元左右，但是玻璃線一旦停下，便需要半年多時間方能重新起火。所以必須維持生產不停。”浙玻重組負責人朱國慶解釋。

庭間馮光成再三表示：“光宇集團2000名員工嗷嗷待哺。如果不是為瞭公司和員工，我有什麼理由去借貸?我現在手裡還剩下些什麼呢?政府說借高利貸是飲鴆止渴，那麼銀行不肯放貸，又要維持公司正常運營，告訴我哪裡還有第三條路可以走?”言至此，他數度哽咽，雙手顫抖。

瑞豐光電董事長龔偉斌亦感同身受。他形象地比喻說：“成本壓力與融資壓力並行，中小企業本已命懸一線。原先打算隻是當作銀行貸款拿不到時的過渡期資金使用，等到最後一線希望破滅之後，你終於發現，你拿到的隻是一針安慰劑。”

而浙江義烏企業主王永漣懷揣著房產證、企業購銷合同、信用證等貸款抵押物跑遍瞭當地的三傢銀行，終於失望而歸，覺得“一點出路也沒有”。他能夠理解馮光成的無奈和悲涼：“在法律界定模糊，集資行為本身具有諸多復雜性的情況下，既然金融體系本身一直處於相對扭曲狀態，既然國辦的機構根本不願意讓信貸流向大量的中小企業，既然民間借貸以非法的身份尷尬地承擔著民間資金主要供應者的重任，我們為什麼非要通過一個又一個企業傢的罪罰和血祭去改變當前的金融政策?如果主流的金融機構能夠滿足民間經濟的融資需求，誰又會選擇飲下高利盤剝的那杯毒藥?”

有接近馮光成人士稱，集資多發生於2005年之後，為何這麼多年相關方面都未啟動所謂的“非法吸儲”調查，而偏偏是現在?若這一罪名成立，馮光成將面臨最高可達10年的有期徒刑。